胡适的《四十自述》是我喜欢的一本书。每每翻阅，我不禁感叹，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影响可谓至深，幸亏有这样了不起的母亲，中国20世纪才多了一个叫胡适的人。
胡适的《四十自述》是我喜欢的一本书。每每翻阅，我不禁感叹，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影响可谓至深，幸亏有这样了不起的母亲，中国20世纪才多了一个叫胡适的人。我常想，20世纪中国，倘若没有胡适先生一张宽容清通俊雅的脸，该多么的烟熏火燎，多么的狭促紧张和苍白单调。我深深地感谢胡母，她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儿子，并以此照亮了一个阴霾的世纪。
书中最精彩处是回忆小时候母亲的一些片断，尤其在胡适犯错后，母亲独到的责罚方式。胡适先生深沉地回忆到：
“我母亲管束我最严，她是慈母兼任严父。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。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，就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醒时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，关了房门，先责备我，然后行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无论怎样重罚，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。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”
从寥寥的概叙中，我体会出与“惩罚教育”有关的几点认识。
如今，一提及父母打孩子，大多数人（当然，基本都是文化人）立马跳起来，猛烈谴责之痛斥之。什么犯法啊，什么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啊，什么容易导致孩子叛逆啊等等。再佐以若干由于惩罚不当而导致的血淋淋悲剧，就更有力地印证了一个观点：父母对孩子是动不得指头的。
父母果真不能对孩子动用体罚？我以为，不能一概而定。胡适母亲的成功处罚就是一个正例。恰当的家庭惩罚，也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方法。现在，我们的家庭教育，往往溺爱太过，而惩罚太少，甚至几乎为无。娇生惯养的“小皇帝”遍及城乡，横行家中，颐指气使，令人侧目，这不能不让人疑心所谓的“零体罚”是否蜕变成某种无原则的姑息纵容。
我并非鼓励“棍棒教育”，而且我坚信：父母用温暖的拥抱、心灵的沟通、伟大的书籍等美好的方式来感化熏陶孩子，永远是最上乘最高贵的教育。正如泰戈尔所说：“不是槌的打击，乃是水的载歌载舞，使鹅卵石臻于完美。”然而我也认为完全舍弃棍棒教育似乎过于浪漫，至少超越中国的现实。在广大的农村，许多父母文化水平低下，有关教育的知识更是贫乏得可怜。而提升他们的水准、改变他们的观念，亦非一朝一夕之功。让他们放弃传统的教育方式，可以吗？我很怀疑。
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，谁没有父母竹条留下的几道血红与几行泪水呢？三年级时，班主任将我揪回家，扬言必须父母当场“教训”给他看，原因是我当众粗口骂人。父亲刚好在家，他取下门后的竹片，直将我抽打至躲进床底下，再强拉出来，继续猛打。一家人在旁边围观，好像觉得打得应该。30年后，回想这段往事，恨父亲吗？不会。我深深地体谅父亲，小学毕业的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教育我如何做人。这顿毒打的效果如何？我无法判断。但起码，我后来行事会稍稍收敛，——我怕再一次被逼钻入脏兮兮的床底下。
当然，惩罚是有艺术的，惩罚越重，所要求的艺术性越高。这是胡适母亲给我的最大启示。“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。”胡母惩罚孩子，首先以尊重孩子的自尊心为前提，是“关起门”来教训。在许多体罚教育中，孩子之所以会反感，往往不是体罚本身造成的皮肉痛楚，而是精神的虐杀带来的折磨。比如，在大庭广众之中的责骂，或者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先“打”一顿再说，或者，不分清犯错的轻重大小，凡错必打，一律用大棒代替语言交流、心灵沟通等等。这样的体罚，不顾及孩子的体面，无视其尊严的存在，必然在孩子心头滋生反感、叛逆乃至仇恨。“你可以惩罚我，但不可以不尊重我。”尊重，是一切惩罚的前提，不管什么样的惩罚。尤其，当孩子年龄上了10岁，渐渐形成独立人格意识，“打”更宜谨慎再谨慎。哪怕轻轻的一个巴掌，都可能掌出大问题。所以，洛克在《教育漫话》中多次提到：“鞭挞或呵斥是应该谨慎地避免的。”
“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，就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醒时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，关了房门，先责备我，然后行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”从胡适的文字中，我看出胡母体罚孩子时的谨慎用心、讲求技巧，她没有当场发作，而是先冷却，待到晚上或是第二天再行处理。这样做，一方面当然顾及孩子的面子，另一方面，父母也有余地及时冷静思考，寻求最佳的教育方式，包括控制极端情绪、如何批评孩子等。另外，在责罚前，胡母先和胡适进行一番语言交流，让胡适在思想上先知错、认错，接着才施以处罚。这样的教育，怎不叫胡适心服口服呢？“如果处罚儿童的主要目的，不是使他们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情，……则鞭挞所生的痛苦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治疗效果。……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的畏惧心，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。”胡适母亲仿佛一位高明的教师，以诚朴的言行践行着洛克的教育思想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胡适母亲的博大胸襟。“……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”回忆录中的这一句也很关键，说明胡适母亲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修为。据胡适回忆，胡母23岁做了寡妇，“又是当家的后母”。在复杂的大家庭中，胡母不仅经济上吃大亏，还经常要面对胡适两个嫂子的闲气。每遇到她们指桑骂槐，“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。有时候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悄悄走出门去……她从来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。”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下，胡母没有变得乖戾易怒、怨天尤人，也丝毫没有转嫁压力到犯错的孩子头上，而是独自默默地承受与扛起，显示她非同寻常的容忍气度。后来，胡适极力倡导“容忍与自由”之精神，其思想源头大概来自母亲对他的早年教育。所以，胡适一往情深地感念说：“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。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，体谅人，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”
一个体罚孩子的旧时代农村母亲，以其普通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，培养造就了一代思想大师，这奇迹，带给我们的将是无尽的教育感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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